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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读两个《意见》，在诸多层面明确的改革，都让人耳目一新。通过建立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制度，进一步探索打破唯分数论和一考定终身，正是舆论和公众多年来持续的吁求与期待。更因为科学、严谨地明确了诸如综合素质评价内容与程序，并强调了明晰、具体的组织管理与组织保障等，公正公平保证、“指挥棒”引领等问题，应能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

但不得不说，尽管《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有“提高中西部地区和人口大省高考(课程)录取率”“增加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等，但因为两个《意见》并没有相关具体细化———公众善意的担忧还是，具体到落地与施行，高考改革如何给农村孩子提供更多可能？因为无论从哪个视角审视，“农村孩子上重点大学比例偏低”，无疑都是个夹杂着现实痛感的“老而弥新”的话题。

具体到高考改革后，一方面，高考成绩“3+3”模式对农村考生而言，自然亦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偏科情况的发生，这一层面公正公平的保障自不待言。但另一方面，具体到综合素质评价层面，“艺术素养”“社会实践”等，城乡、地域之间的差异则是“立竿见影”的。农村孩子少有机会和条件，去培养和习得“兴趣特长”，更较少机会获得“参加艺术活动的成果”。

学者孙立平曾言，“一个社会当中，仅仅是贫富差距大一点还不要紧，最怕的就是穷人失去向上流动的希望。”对农村孩子来说，能否用勤奋、聪慧与努力，来实现理想、改变命运，无疑仍是检验社会是否足够康健的重要标准之一。因此，更多创设条件，让更多勤奋好学的农村孩子看到希望，无疑是仍是检视和梳理教育公平、就业公平以及社会公平的标志性事件之一。而要想让希冀走进现实，毫无捷径可走，必须一步一个脚印，付出切切实实的努力：想方设法让高考改革给农村孩子提供更多可能，在两个《意见》之外，相关方面亦应有更多务实行动。（李记  海口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