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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由教育部办公厅下发、在4月2日向社会公布的《关于做好2015年城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要求，在2015年，各个学生“就近入学”压力较大的重点大城市（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省会城市）下辖的所有县（市、区），都要实现“划片就近入学”。

其中，对于小学部分要100%实现“划片就近入学”。原则上，每一所小学的全部生源，都要由就近入学的原则确定。至于这些城市的初中，则要有90%以上实现“划片入学”；而每所“划片入学”的初中，其90%以上的生源，都要由就近入学的原则确定。

《通知》还要求，各个城市在教育资源配置不均、学生和家长们“择校冲动强烈”的城区，要推广热点小学、热点初中“多校划片”的作法，合理确定片区范围，使划片之后各个热点小学、初中在各片区的分布情况要大致均等。

这也意味著，在同一片区里，既要有热点小学、热点初中，也要有普通的小学和初中可供招生。并藉此缓解过去在某些片区内，只有一所热点初中或热点小学；从使该区的“学区房”房价高企，或家长为把孩子送进该热点初中或小学，而刻意在片区内购房的不正常现象。

此外，《通知》还明确，在各个片区内，热点小学、初中的招生名额，占该片区招生总名额的比例要大致相当。亦即不能出现独厚某些片区、边缘化某些片区的现象，以保证“就近入学”的方针，能够被学生和家长接受。

《通知》还要求，各个城市在进行片区调整、或是进行“多校划片”的操作时，要邀请各相关方面的代表参与，运用社会监督力量提高义务教育招生工作的公信力。并且要全面推进信息公开，将划片情况、学校信息、招生办法、招生过程、招生结果以有效方式向社会公布。

与扩大“就近入学”相配套，《通知》也指出，要“抓住重点地区，着力聚焦主城区择校问题”。而具体的工作原则，则是“抓住热点学校，着力控制幷逐步缩减名校、热点学校的择校生比例”。

各地调整优质教育资源分配模式

事实上，随着舆论对“以权择校”“以钱择校”问题的反感逐渐为决策者关注，提高“就近入学”比例，已非首度被纳入教育部义务教育招生工作的重点。

在2014年，教育部便曾下发《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小学升入初中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和《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重点大城市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通知》两项文件，试图以“就近入学”原则，作为优化义务教育资源配置，增强学生受教权益公平性的抓手。

为使“就近入学”原则得以顺利落地，降低家长和学生的择校冲动，促使各城市内义务教育资源分布的情况更平衡，在去年由教育部发布的前述两个文件中，还提出了多项配套方案，包括试行“学区化办学”、推进“学校联盟或集团化办学模式”、逐步减少特长招生、实行校长教师交流轮岗、“将不低于50%的优质高中招生名额合理分配到区域内初中”等具体工作指向。

在教育部的督促下，各个具代表性的大城市纷纷出招。例如在北京，在去年一年间，通过组建由优势学校牵头，将师资、课程、教案、场地等教学资源，整合共享给一般学校的教育集团(或联盟、协作区、集群等)，目前已有约200所初中及小学被纳入了资源共享的平台内。根据北京市教委公布的数据，2014年北京市的小学就近入学比例达到93.7%，初中就近入学比例则为76.82%。

此外，北京市还针对城区内的20所热点小学、31所热点初中进行重点监控，绘制“热力图”。在北京市取消了特定机关与学校“共建”等入学渠道后，2014年和2013年相比，被重点监控的20所热点小学中，学生采取“非就近入学”等其他方式入学的比例，已由36.78%下降至6.44%；而在城内六区的各初中，学生采其他方式入学的比例，则由10.24%下降为2.36%；其中，被重点监控的31所热点初中，这一比例则从20.82%下降为7.4%，改革成效颇为明显。

北京市教委还表示，2015年北京全市的特长生招生比例，将在2014年的基础上不予扩大。此外，今年北京市还将会建立统一的“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将适龄儿童少年的入学信息进行统一登记，并与公安户籍系统联网。一旦在审核入学资格时，发现儿童的年龄不足、户口信息不符等情况，系统就不会受理，以此限制跨区、跨片择校等情况。

至于在上海，除如北京施行热点学校牵头的集团化办学外，为防止对“学区房”的炒作，上海静安区还已开始实验“一个门牌号、一个居住户，五年内只接收一名学生”进入小学的作法。此一作法，还已被上海市教育主管部门鼓励各区县加以参照，以遏制有人买房入学后随即转手卖房的炒作投机行为。但虽然同一住户内每年皆有新生入学，对一般家庭而言并不符合常理，“五年内只接收一名学生”的门槛对多数家庭或不构成影响；但如果存在计划外生育、或开放“单独二胎”后，夫妻于五年之内连续生育等情况，则此一措施能否对特定家庭予以变通、特案处理，仍待观察。

而在广东，广州市教育局副局长江东则在今年的广州市两会上透露，广州市规划的每个学区内，都将拥有五到六所水平相当的初中。至于“谁先选，谁后选”，则就要看积分而定。评定积分的指标则包括学生在该学区内居住的时间长短、户口迁入的先后顺序、或房产是属于孩子父母名下，还是祖父母名下等。

而在深圳，根据深圳市教育局于2015年初发布的《关于义务教育招生工作指导意见》中则提出，要从今年起积极探索“大学区招生制度”。而市内的各区则可依据“相对就近、教育均衡程度相当、学校相对集中、九年一贯对口”等要求，以社区、街道等为片区，设置所谓的“大学区”。家长则可自愿在学区内，为子女报读两到三所学校，再按志愿次序和积分高低依次录取。

至于积分评比的项目，则包括学位申请人家庭的户籍类型、住房性质、入户时间、居住年限、缴纳社保年限或纳税年限、计划生育情况等。最后则要作到积分项目及标准公开、积分结果公开、学位安排公开，以增强透明度和公信力。

然而，探索所谓的“大学区”制度和学区的内资源整合，或许可以缓解市域之内不同学区之间的教育资源差距；但依据家庭积分情况来评定报读学校录取顺序的方针，却又难免造成同一学区之内，出身于不同处境家庭的不同学生，在入学时遭逢实质机会的不平等。

效率难题

针对教育部订出将大城市内小学“划片就近入学”比率拉高到100%的目标，全国人大代表、广东中山纪念中学校长贺优琳却担忧，如果没有先达到使片区内“每间学校都一样好”的前提，那么要求100%的就近入学，反而会造成另一种不公。

贺优琳解释，如果一个地段或片区里，就是没有足够好的学校，但“孩子很优秀，家长心里也不服气”，那么只能无奈地将孩子送去高端的民办学校。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期间，贺优琳就曾表示，当“每间学校都办得一样好”、“每个学校都有好老师”等条件尚不具备时，就让所有人都必须就近入学，这相当于是一种“懒政”。他在接受《广州日报》采访时还说，“如果真的做到了，家长就不会舍近求远、不惜代价、省吃俭用、勒紧裤带把孩子送到另外一个好学校去”。

杭州师范大学副教授王强则担忧，即使实现了所有适龄儿童的“就近入学”，也未必能达到“平等接受义务教育”预期效果。因为，以城市地理空间作为基本划分逻辑的学区制和“划片就近入学”方案，很有可能因市内各区的条件不同，而衍生出“学校生源阶层单一固化”、“加剧社会阶层分化”，不利于社会融合，等不少国家均曾经出现的弊病。

学区治理仍待完善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要落实好“划片就近入学”的政策，还需要完善学区的治理和学位的公平分配。

熊丙奇建议，应在各个学区内组成由教育部门官员、人大代表、各校领导、教师和家长代表、社会公正人士组成的“学区教育委员会”，使学区制的意义不只是划片入学的分界线，还能由各个学区自行承担起监督招生方案实施、确保过程透明公平、监督政府拨款等职能，并推动将学区内各校的资源分配逻辑，从常见的“锦上添花”转向“雪中送炭”的模式，如此才能使“择校情结”获得真正的缓解。

就近入学，是国家写入《义务教育法》的重要承诺。在《义务教育法》的第十二条明文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在户籍所在地学校就近入学”。

但是从建国以来，除了在“文革”期间，关于设立重点学校的思路遭到批判之外；在其他大多数时期里，在全国、省、市、县各级兴办层层迭架的重点学校，“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 ，既注意普及 ，又注意提高”，都已成为政府在办学资源有限、人才需求急迫的背景下，教育部门长期配置资源的一种惯性。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现实中各地义务教育体系的重点和非重点学校之分野，仍实质存在的情况下，要说服大多数学生和家长完全放下择校冲动、接受“就近入学”的方针，并非一蹴可就。

当局除了须确保在同一学区内，学生入读不同学校的电脑派位、积分评比或其他分配机制能使人信服外；更关键的则是将推动“划片就近入学”的核心初衷，从“便于政府办学”转移到“便于学生就学”的思路上来。